印度在独立后尝试进行土地改革，但由于联邦制的特性，各邦地主势力根深蒂固，导致政策难以执行。尽管中央政府设定了土地持有上限，各邦往往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规定，如将土地登记在亲属或虚构名下。此外，继承法使得土地进一步细分，导致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，很多农户的耕地不足两公顷，产权共有者可能多达数百人。
以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项目为例，尽管获得了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支持，土地征收却在不同邦之间进展迥异。古吉拉特邦征地相对顺利，但马哈拉施特拉邦因政治原因而延误至2026年才能部分通车。这一过程中日本显露出的不满，反映了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效率低下。
塔塔集团在2006年选择西孟加拉邦建设Nano小型车工厂，原本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一定共识，但因草根运动的干扰和农民抗议，最终不得不搬迁至古吉拉特邦。这场政治斗争对当地政局产生深远影响，显露出土地问题不仅涉及经济，还与政权更替息息相关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在土地管理上采取统一政策，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，个人仅享有使用权。这样，土地征用虽然仍存在争议，但大多数项目能够按预定时间推进。京沪高铁在三年半内顺利完成，而印度类似的项目常常拖延数十年。
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区别，直接影响到两国在军事和战略层面的差异。在中印边境基础设施的布局中，中国已经形成了密集的网络，确保了后勤保障，而印度在某些重要路线的进展仍然缓慢。
展望未来，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态使得土地改革面临极大挑战，莫迪领导的政党失去单一多数，无法轻易触动土地制度，农民抗议不断滋生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。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，印度的制造业面临外资流入不足的问题，大型企业如富士康虽有意进入，但实际落实的项目屈指可数，进度也常常滞后。
综合来看，土地制度的根本差异揭示了两国治理能力的不同。尽管印度拥有才智与雄心，制度的惯性却令人难以形成有效改革。中国则通过对土地的统一管理，为大规模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未来十年，印度追赶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面临的选择也愈加复杂：要么进行彻底的改革以应对潜在的政治风险，要么在效率低下中继续错失发展良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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